現代社會是市場經濟占主導的社會，市場本身即是空間經濟體系的重要決定因素，也是空間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按照學者韋森的觀點，“只要給定充分的自由競爭和市場秩序的自然成長空間，市場誠信體制也會隨著交易的擴大而慢慢產生出來”［1］�？臻g經濟最重要的命題是促進經濟要素在空間上更加有效、自由地流動，從而提高經濟效率和推動社會公正。
　　著名空間經濟理論研究學者梁琦認為，空間經濟學是當下經濟學界最令人激動的領域之一，1977年迪克西特（Dixit）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fā)表了一篇著名文章，將“壟斷競爭”理論深化，并觸發(fā)了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的革命，這場革命有四波：第一波是產業(yè)組織理論，第二波是新貿易理論，第三波是新增長理論，第四波則是空間經濟理論。［2］
　　自“二戰(zhàn)”以來，按照克魯格曼的說法，將空間納入主流經濟學的努力，有兩次都夭折了。第一次是以艾薩德為首的區(qū)域經濟學試圖將空間引入經濟學領域，但最終未能如愿，失敗的原因在于，艾薩德將廠商看成是在權衡運輸成本與生產成本，這一點完全正確，然而將區(qū)位納入主流經濟中競爭的一般均衡模型中的另一個選擇變量，要是這樣做必須考慮“收益遞增和不完全競爭”，因此，在克魯格曼看來，艾薩德的計劃注定要失敗。［3］第二次將空間納入主流經濟學的努力也失敗了，即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曾風光無限的“新城市經濟學”，其基本模型是在一個單一中心城市中，人們不得不去一個外生給定的中心商業(yè)區(qū)，這個模型的問題是同時決定中心商業(yè)區(qū)周圍的土地使用情況和地租，簡稱一定均衡條件下的出價競租曲線，它是與中心的距離函數。按照克魯格曼的說法，新城市經濟學的缺陷在于，不能解釋多中心的城市，更重要的是這些互相競爭的中心位于何處，這些是他們竭力避免回答的問題，失敗關鍵點在于沒有收益遞增相關聯(lián)。［4］克魯格曼認為，真正成功地將空間納入主流經濟學之中的努力，是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的壟斷競爭模型，該模型成功地解決了不完全競爭的問題，但他并不認為這是解決空間問題的唯一方法，或者它甚至不是一個完全令人滿意的模型。［5］
　　空間經濟生成動力機制及結構研究
　　第一章西方空間經濟動力思想的演化
　　克魯格曼從新古典經濟學視閾看待空間經濟理論，創(chuàng)建了他的新空間經濟學體系。但是，克魯格曼認為區(qū)域經濟學以及新城市經濟學將空間納入經濟學領域，因為缺乏某些模型而失敗，并不完全符合事實。當代區(qū)位理論、城市經濟學以及區(qū)域經濟學、西方馬克思主義批判地理學、經濟地理學，等等，雖然其理論出發(fā)點可能并不相同，但對于現實的某些經濟現象，仍具有相當強大的解釋力與指導力。例如，區(qū)域經濟學仍能為很多區(qū)域振興規(guī)劃提供有意義的政策建議，哈維的“時空壓縮”以及資本空間化理論能夠很好地診斷當下西方國家所發(fā)生的經濟危機的內在機理，等等，基于新古典經濟學理論之上的空間經濟學本身也有不足之處，因此，我們不能僅僅局限于空間經濟學的視野之內看待空間經濟生成的機制問題，有必要對空間經濟理論思想作一個概要式的回顧與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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