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學術的基本特點就是注釋。但在傳統(tǒng)畫學領域，這個工作起步很晚，清代始有零星的畫學文獻注釋，民國時期也有一點，1949年后逐漸多起來，但仍然做得不夠，且大多集中在早期，尤其是六朝畫論中。
　　以前，我嘗試以“集注”的方式研究六朝畫論，排比諸家注釋，多方對照，對其中仍然不清楚的問題，附以個人的看法。但這種“集注”，雖然在學術研究上頗有可取之處，卻與著作權法相違背，萬不得已，又改成“箋注”。所謂“箋注”者，因前人已有詳解，而特注其未盡者耳。漢代鄭玄注毛詩日“箋”，謂毛學審備，謙敬不敢言“注”，但表識其不明者，故日“箋”①。今日“六朝畫論箋注”，亦謂六朝畫論，前人解之甚詳，特以其注之未盡者為重點解釋而已。
　　《六朝畫論箋注》的箋注工作，大量引用字書《康熙字典》和類書《佩文韻府》。字書和類書是否能作為注解的書證，可分兩方面看。一方面，現當代的字書或類書，一般情況下可以不用；另一方面，古代優(yōu)秀的字書或類書，還是可以用的。其實古人注書，并不排斥字書或類書的使用，比如字書《說文解字》在古人注書中大量使用，而類書《太平御覽》也是古人注書常用的。本箋注引用《佩文韻府》和《康熙字典》，與古人注書的精神并不相悖。除了這些原因之外，尊重前人勞動成果，也是當代學術研究的基本要求。
　　這部箋注，我斷斷續(xù)續(xù)作了十幾年，幾近乏味。前幾年出版的《漢魏六朝畫論十講》，與這部箋注本為一體，當時為了評職稱，倉促出版，多處令人難以滿意，希望以后有機會修訂，并與此注合為一體。六朝畫論，若論其在畫論上的價值，首推宗炳與王微二人，“六法”還在其次，這是就它們于藝術實踐的意義而言如此。畫論研究說到底，不是為學術而學術，而是要服務于藝術實踐。我向來認為，從事畫論研究，必須具備三個必要條件：一、古典文獻的解讀能力；二、邏輯思辨能力；三、繪畫實踐能力。如此，畫論研究才不至于成為玄談，不論其表現形式如何，總是有益于實踐經驗的總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