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并不是為卷帙浩繁的現(xiàn)代商標法著作添磚加瓦，這些文獻是法官們和律師們唾手可得的。本書的目的在于照亮到目前為止關(guān)于商標法歷史起源仍然晦暗的歷史蹤跡，從歷史的角度批判地分析商標法的現(xiàn)狀和發(fā)展趨勢。牢記霍姆斯（Holmes）法官反對令人著迷的復(fù)古主義陷阱的警告，Oliver Wendell Holmes，Jr.，The Path of the Law，10 Harv. L.Rev. 457，474(1897). 譯者注我盡量地僅僅圍繞現(xiàn)代商標法是由何處發(fā)展而來以及其未來發(fā)展的基礎(chǔ)應(yīng)當為何等問題來組織史料。當然，有時我會被一些令人著迷的不相關(guān)問題所吸引而偏離主題討論，例如出版商和印刷商的標記(device），對這些問題的研究被放在單獨的注釋或者附錄之中，以避免擾亂本書討論的主線。在對跨越6個世紀的商業(yè)符號使用和仿冒進行考察的過程中，我已經(jīng)不可避免地被帶入中世紀法以及行會生活和準則的各種生僻領(lǐng)域之中。我敢斷言，從這些領(lǐng)域中選取的材料不但會引起法律專業(yè)人士的興趣，還會引起經(jīng)濟史學家以及那些以非法學視角關(guān)注商標和帶有商標的商品問題的研究者的興趣。
本書不可避免地涉及法律、經(jīng)濟以及社會發(fā)展的各個階段和不同年代，在這樣一本著作的寫作過程中給予我?guī)椭�的人的名單一定會很長。英國的圖書館館員、學者、檔案保管員以及考古學協(xié)會的工作人員十分耐心地回復(fù)我的咨詢，對我的研究助益良多。給予我?guī)椭�的人實在太多了，以至于無法在本前言中逐一提及他們的名字。作為他們友善的典型代表，感謝
xiv英國公共檔案局（Public Record Office）的秘書A.E.斯坦普（Stamp）先生以及倫敦市政廳（Guildhall）的檔案管理員A.H.托馬斯（Thomas）先生，他們從各自保管的檔案中為我謄寫了大量的段落。對在我研究的特定階段給予我?guī)椭�之人的致謝將被安排在本書的相應(yīng)部分。在我的研究恰逢瓶頸期時，加州大學法學院院長奧林·K.麥克默里（Orrin K. McMurray）在其任職于哥倫比亞大學期間將我從單純的法律檔案，如判例年鑒（the Year Books）判例年鑒，1535年以前英國判例報告的總稱，以諾曼法語寫成，是了解愛德華一世之后普通法發(fā)展的主要資料。譯者注的死胡同中解脫出來，把我引向行會文獻和其他的考古資料。沒有保羅·維諾格拉多夫（Paul Vinogradoff）先生的大力支持，我將無法完成本書。同時我還必須指出，在他1923年訪問哥倫比亞大學時，他首先向我指出16~17世紀樞密院（Privy Council）樞密院，設(shè)立于15世紀，起源于諾曼王朝的御前會議，為英王之下的最高行政機關(guān)，在18世紀為內(nèi)閣取代，逐漸蛻變?yōu)樽稍儥C關(guān)。樞密院司法委員會為整個英聯(lián)邦最高審級的法院。譯者注和星室法庭（Star Chamber）星室法庭，因位于威斯敏斯特一個帶有星形裝飾屋頂?shù)拇髲d而得名，主要管轄刑事案件，同時管轄涉外民事案件、海商法案件以及公司之間的訴訟等特殊民事案件，于1641年撤銷。譯者注的行政記錄對本書主題的重要意義。
感謝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前任院長、聯(lián)席法官（Associate Justice）哈倫·F.斯通（Harlan F. Stone）的鼓勵，是他建議將本書列入哥倫比亞法律研究叢書之中。在本書寫作過程中，我得到了與哥倫比亞大學H.E.英特馬（Yntema）、H.奧利芬特（Oliphant）、N.道林（Dowling）和A.P.埃文斯（Evans）等教授進行研討的寶貴機會。特別感謝英特馬教授在本書寫作過程中提出的寶貴建議，以及他對本書的校對。從哥倫比亞大學參考文獻館員I.馬奇（Mudge）女士和我的朋友亞歷山大·馬克思（Alexander Marx）教授那里，我得到了關(guān)于印刷商和出版商標記方面研究的指導(dǎo)和參考文獻，關(guān)于上述問題的研究成果已經(jīng)以論文的形式提交給1924年的美國文獻資料協(xié)會（American Bibliographical Society）年會。感謝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的工作人員，特別是借閱部主任弗雷德里克·C.厄爾布（Frederic C. Erb）先生、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圖書館館員弗雷德里克·C.希克斯（Frederick C. Hicks）教授以及xv和藹的助理圖書館館員勞倫斯·H.施梅爾（Lawrence H. Schmehl）先生，感謝他們一直以來在圖書借閱方面給予我的慷慨支持。在此，還需感謝美國國會圖書館、哈佛大學圖書館、費城自由圖書館、紐約市美國商標協(xié)會圖書館和紐約市律師協(xié)會圖書館的協(xié)助。
與芝加哥律師愛德華·S.羅杰斯（Edward S. Rogers）先生和紐約律師漢斯·V.布里森（Hans V. Briesen）先生就商標法中各種問題的討論給了我不少啟發(fā)，他們也為本書提供了許多有用的注釋。布里森先生還熱心地對本書進行校對。我的妻子在本書的寫作過程中給予我莫大的幫助，并為本書制作了參考文獻和索引。感謝J.皮爾龐特·摩根（Pierpont Morgan）圖書館館員貝爾·德科斯塔·格林（Belle de Costa Greene）女士從1609年版的斯賓塞（Spenser）的《仙后》（Faerie Queene）一書中復(fù)制了本書第三章中彼得·肖特（Peter Short）的出版商標記，感謝諾森伯蘭郡（Northumberland）公爵提供第四章的附錄中樞密院訴托馬斯·賈普（Thomas Jupp）案件的復(fù)印件，感謝倫敦刀具公會許可本書在第五章中復(fù)制刀具生產(chǎn)者的標記。最后，需要感激西德尼·C.厄蘭格（Sidney C. Erlanger）先生殷勤的合作和對本研究的興趣，是他協(xié)助筆者完成了本書的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