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法國大革命史專家傅勒在《思考法國大革命》中說，當一個歷史事件失去當下一切參照意義，不再是一個世界的想象的鏡子后，“它也就從社會論戰(zhàn)領(lǐng)域轉(zhuǎn)移到學者討論的領(lǐng)域去了”。那么反過來說，如果這個歷史事件仍有當下參照意義，仍是一個世界的想象的鏡子，它就注定不可能只限定在學者的討論之中，不能不依然存在于“社會論戰(zhàn)領(lǐng)域”，成為社會關(guān)注的公共話題。
至少，直到 20 世紀 40 年代，即法國大革命一百六十余年后，法國仍然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公民必須挑選歷史，填寫出生年月，選擇舊制度或大革命�！爆F(xiàn)在，法國大革命才在法國政治中消失了，因為“今天，無論右翼還是左派，雙方的說辭都為自由和平等彈冠相慶，而圍繞1789 年價值展開的辯論不再包含真正的政治利害關(guān)系，也不再包含強大的心理投資”。
百余年來，辛亥革命在中國一直具有強烈的當下參照意義，仍是一個世界想象的鏡子，包含明顯的政治利害關(guān)系和強大的心理投資。
導致清王朝崩潰的武昌起義事起倉促，仿佛只一夜之間，一個碩大無比的王朝就轟然坍塌。其實，這是自 1840 年起，清王朝對中國面臨現(xiàn)代性轉(zhuǎn)型懵然無知，即對現(xiàn)代性的一整套價值體系、制度系統(tǒng)懵然無知，因此應對失據(jù)、步步被動，各種問題和矛盾越積越多、越來越尖銳的總爆發(fā)。因此，分析辛亥革命的起源，還真不能不從頭梳理。
鴉片戰(zhàn)爭后，清王朝之所以昧于世界大勢，是因為舉國上下仍然沉浸在千百年來的“華夏中心論”、“華夏文化優(yōu)越論”、中國是“天朝上國”的迷思中，認為只有中國典章制度、聲名文物才是“普適的”，因此只有華夏是文明的；而其他文明、文化都是“特殊的”，是一種“地方性知識”，是“邊緣”，因此是野蠻的�？傊�，這種“中心”與“邊緣”之分、“普適”與“特殊”之別，在歷史中演變成文野之分，具體說就是“夷夏之辨”，要“嚴夷夏之防”，如果要變，也只能是“以夏變夷”而不能“以夷變夏”。
因此，鴉片戰(zhàn)爭使林則徐認識到英夷船堅炮利的厲害，與魏源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應對之策，卻遭到“潰夷夏之防”的嚴厲指責；旨在啟發(fā)國人“睜眼看世界”的《海國圖志》也遭冷遇。直到二十年后，曾、左、李在推行洋務時，“師長”之說才重受重視。
從一開始，洋務運動就阻力重重，極不順利。幾臨滅頂之災的清王朝在這樣生死存亡的緊急關(guān)頭，對應不應該仿造洋槍洋炮洋輪等“救命之舉”竟猶豫不決。今日認為十分“溫和”的“洋務運動”，在發(fā)軔之時也被指為“潰夷夏之防，為亂階之倡”，曾遇到今人難以想象、難以理解的反對。以現(xiàn)代大機器生產(chǎn)來造槍炮船艦、通電話電報，明明是統(tǒng)治者要生存就不可少的措施，卻遇到統(tǒng)治階級中冥頑不化者以“夷夏綱�！边@類傳統(tǒng)的意識形態(tài)對其合法性進行強烈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