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中國法律史學經幾代學者歷時百年的辛勤耕耘，不斷提升研究水平，不斷自我完善，現今已進入了全面認識和闡述法史新的發(fā)展階段。前輩學者在資料匱乏、信息不夠發(fā)達的環(huán)境中，艱辛探索，使法律史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問，并在改革開放新的歷史時期推動這門學科空前繁榮，他們?yōu)閷W科建設做出了歷史性的重大貢獻。近年來，出土法律資料的挖掘和傳世法律文獻的整理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進展，向學界提出了重新認識中國法律史的挑戰(zhàn)。在推動法律史學進一步走向科學的征途中，一批有遠大學術抱負的中青年學者，勇擔重任，勇于創(chuàng)新，嚴謹治學，在各自的研究領域內，撰寫了多部有較高學術價值的作品。張琮軍的《秦漢刑事證據文明的開啟》，就是其中一部論證扎實的著作。這部著作對秦漢刑事證據進行了全面、系統(tǒng)地考論，是琮軍多年潛心研究的成果，在其結項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成果的基礎上，作了較多的補充、修訂而成。

證據，是驗明一切案件事實必須遵從的依據。在中國古代，伴隨著訴訟審判制度的形成，也產生了相對應的證據制度，并在漫長的司法實踐中逐步發(fā)展、完善。刑事證據制度是中國古代證據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其發(fā)展演變的過程中，秦漢刑事證據制度具有奠基性的歷史地位。20世紀30年代至21世紀初，我國考古工作者發(fā)掘了大量秦漢時期的簡牘資料，如《居延漢簡》《居延新簡》《睡虎地秦墓竹簡》《龍崗秦簡》《張家山漢墓竹簡》等。這些簡牘記載了大量秦漢時期刑事訴訟證據制度方面的內容，為我們了解、研究秦漢刑事證據制度及其遞進演變規(guī)律提供了大量的原始資料。琮軍所著《秦漢刑事證據文明的開啟》通過對歷史文獻資料的分析以及對簡牘資料的比較，能夠使讀者深切地感受到數千年前中國傳統(tǒng)刑事證據制度，特別是秦漢刑事證據制度的真實與客觀存在。如《封診式》和《奏讞書》中分別記載的有關秦漢證據勘驗采集的方法與主要規(guī)則，以及證據運用于司法審判的具體案例，就充分展現了古人對刑事證據法制的創(chuàng)建之功。

《秦漢刑事證據文明的開啟》一書通過對秦漢刑事證據制度的系統(tǒng)研究，深入挖掘其證據制度的精華，指明其糟粕，總結了秦漢刑事證據制度的經驗教訓及其在遞進演化過程中呈現出的不同特點，揭示了中國刑事證據制度的歷史風貌與演化規(guī)律，歸納出其對當今證據規(guī)則的可資借鑒之處。所有這些，當會對中國古代刑事證據制度的研究發(fā)揮積極的推動作用。

一部經得起歷史檢驗的法史學術著作，是作者在廣泛收集分析資料的基礎上，多年精心研究的結果；每一經得起歷史檢驗的學術創(chuàng)見，都是依據歷史客觀實際、反復論證提煉出來的。不想花費大氣力，只想短、平、快地發(fā)表成果，或不加分析地簡單套用現代法學概念描繪古代法制，趕時髦式創(chuàng)新，這樣形成的成果不只毫無生命力，而且還會禍及學林，誤導讀者。在科學研究的道路上，沒有任何捷徑可走，只有擺脫功利主義的影響，不畏艱苦，求真求實，腳踏實地而又勇于探索，才有可能有重大的學術建樹。琮軍的這部成果之所以取得成功，正是他扎實治學的收獲。

祝琮軍在學術探索的道路上再接再厲，不斷取得新的成績！

楊一凡

2020年1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