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一介與當代中國哲學

景海峰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之學術，我們的時代是思想解放、打破禁錮、從封閉走向開放的時代，是中西文化激蕩、社會大變革、思想范式發(fā)生轉型的時代，湯一介先生的學術研究和哲學思考正是隨著這個時代的脈搏一起跳動和起伏的。按照他本人的理解，哲學的特征就是思考，哲學家所做的工作就是思考他所處時代的那些根本問題。他說：我的思考哲學問題的習慣，總是讓我常常在思考著某些哲學問題，因此我認為也許可以把自己定位于一位哲學問題的思考者或哲學學科的愛好者。我雖不敢自稱是哲學家，但我卻有思考一些哲學問題的興趣。從1980年初我思考中國哲學的范疇問題到20世紀末我提出創(chuàng)建中國解釋學問題和新軸心時代中國哲學的走向問題，就說明我對哲學問題的思考并沒有停止。在這一點上，湯一介先生的確是一個勤奮的哲學探路人，是我們這個時代杰出的思考者。

一、家風與學思

湯一介（19272014）的祖籍是湖北黃梅，但他出生在天津，一歲到了南京，四歲又到北平，抗戰(zhàn)期間在西南大后方，這是因為他的父親湯用彤先后在南開大學、中央大學和西南聯(lián)大任教的緣故，所以早年隨家遷移、漂游無定，直到抗戰(zhàn)復員后才在北平（北京）定居下來。他的祖父湯霖是前清進士，做過甘肅渭源等縣的知縣和鄉(xiāng)試同考官，晚年居京以授徒為業(yè)，好漢易，留下事不避難，義不逃責，素位而行，隨適而安的家訓。

他的父親湯用彤（18931964）是我國現(xiàn)代著名學者、一代佛學大師，早年留學哈佛，與陳寅恪、吳宓并稱哈佛三杰。回國之后，歷任東南、南開、中央等校教授。從1930年起，執(zhí)教于北京大學長達三十多年，成為整個20世紀北大人文學科當中最為重要的幾位臺柱式人物之一。湯用彤先生在學術上昌明國故，融會新知，通貫中西，擷精立極，創(chuàng)辟一代風氣；而在立身處事方面，則能承接家風，無違父訓，被錢穆稱為圣之和者。湯一介從小生長在這樣的書香門第，耳濡目染，后來又子承父業(yè)，不光在學術上深受先輩的影響，而且在做人處事方面也延續(xù)了家風。他極為看重個人的品行修為，不僅在學術上繼承先志、光大門楣，而且在家風傳承上也有優(yōu)異的表現(xiàn)，將事不避難，義不逃責的精神發(fā)揚到了新的境地。

湯一介的學思經歷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大學畢業(yè)以前的青少年求學時期（19271951）；參加工作之后將近三十年間艱難曲折而又頗感沉寂的路程（19521979）；煥發(fā)出學術活力、對當代中國哲學做出了重要貢獻的新時期（19802014）。

湯一介早年在西南聯(lián)大附中和重慶南開中學讀書時，閱讀了大量的中外小說和其他文學作品，喜李后主詞，更愛陶淵明詩文，對俄國文豪尤其拜服。錢穆的《國史大綱》使他開始理解中華民族燦爛輝煌的歷史，錢學熙的英文講授讓他領略到了西方文學的意境之美，由文學理論、美學而漸入哲學、宗教，開始讀《工具論》《理想國》《上帝之城》等�？箲�(zhàn)復員后，湯一介隨全家回到北平，先上北京大學先修班，一年后，正式轉入北大哲學系。本科期間，除了讀馮友蘭等人的《中國哲學史》著作之外，他的喜好仍偏重在西方哲學，對金岳霖、洪謙的文章頗感興趣，就題寫了習作，受到賀麟的稱許。他還選修了大量的外系課程，特別是有關西方文學的，打下較為寬廣的基礎。哲學課，下功夫最大的是邏輯一類，胡世華的數(shù)理邏輯和演繹科學方法論，讓他體會到思維工具的重要性。而湯用彤先生的兩門近代西方哲學課程，則使他進一步理解了哲學范式和方法論的特別價值。1949年以后，湯一介以青年人特有的敏感和喜好新鮮事物的情趣，投入到馬克思主義的學習當中。他閱讀了大量的馬列經典著作，因表現(xiàn)優(yōu)異，還被北大的黨總支派到北京市委黨校去學習，后來又干脆留下來做教學工作，從而結束了他的大學生活。

50年代初期的湯一介是一名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員，他在黨校給學員講《聯(lián)共（布）黨史》和馬克思主義哲學經典。1956年秋，湯一介回到北京大學哲學系工作，被中哲史教研室主任馮友蘭委派給湯用彤先生做助手，他先后幫著父親整理校對了《魏晉玄學論稿》等，并且參加了當時影響很大的中國哲學史問題座談會的籌備工作。從這時起，到文革前的十年間，他總共寫了三十來篇文章，一類是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另一類則是為參加當時的一些學術討論而作，對此，他晚年做了深刻的反省和自我剖析。除了斷斷續(xù)續(xù)的教學工作和扭曲的批判式討論之外，湯一介也利用這段時間系統(tǒng)地攻讀了儒家經典和諸子百家的著作，對各種相關的史料都下了一番功夫，這無疑為后來的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到了文革十年，好幾代知識人都被耽誤掉大好時光，正值韶華盛年的湯一介不但在學術上完全寂然了，而且還身不由己地卷入到了政治旋渦當中。他后來痛切地說道：作為一個教書的知識分子，十年沒有讀什么書，不能不說是十分可惜的，而且這本來應是我生命中最能有創(chuàng)造力的十年，它正是我將進入不惑的十年，而這十年恰恰是我被迷惑的十年。

1980年，湯一介恢復了講課資格，始開魏晉時期的玄學和佛教、道教專題課；1981年，在《中國社會科學》發(fā)表《論中國傳統(tǒng)哲學范疇體系的諸問題》一文；1983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郭象與魏晉玄學》……從那時起，湯一介煥發(fā)了學術的青春，以堅苦卓絕的努力、百折不撓的精神和生機勃勃的創(chuàng)造力，為新時期中國哲學走出困境、開拓與發(fā)展，付出了極大的辛勞，做出很大貢獻，成為這個階段中國哲學界可數(shù)的幾位代表性人物之一。這一時期的湯一介，充分發(fā)揮了自身的優(yōu)長，以只爭朝夕的精神，奮力前行，取得累累碩果，成就了他過去幾十年間無可比擬的業(yè)績。可以這么說，新時期是湯一介學術生命的真正開始，也是他學術事業(yè)的華彩樂章，我們下面所述及的內容基本是他這一階段的學術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