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近代意義上的科學研究工作，在中國開始很晚。地質學算是起步最早的一個學科，也不過百年；考古學是在地質學的影響下產生的，又晚了十來年。近代科學的一個特點，就是做有規(guī)模的系統(tǒng)研究，也就是培根所講的集團研究。近代以來，中國在科學研究上取得輝煌成就的兩個學科地質學和考古學，就是因為分別有了中國地質調查所（1916年成立）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28年成立，以下簡稱史語所）這兩個專門的國家研究機構，才脫穎而出，在很短的時間內，分別成為中國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領域耀眼的明珠。

中國地質調查所的創(chuàng)始人丁文江先生說：登山必到頂峰，調查不要代步。史語所的創(chuàng)始人傅斯年先生也有一句名言：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他們都是強調自己動手，自己走路，去尋找真憑實據，而不要靠書本吃飯。史語所，就是秉承這樣一種精神，在短短的21 年間（19281949），不僅十五次發(fā)掘殷墟，向世界展示了商代晚期青銅文化的非凡成就，還發(fā)現了城子崖、兩城鎮(zhèn)等龍山文化遺址，揭示了中國東部平原存在著一個燦爛的、跟商文化關系更密切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戰(zhàn)爭期間，史語所的同仁們，又在中國西南和西北地區(qū)進行了艱苦卓絕的田野工作，修正了西方學者關于甘青地區(qū)史前文化年代和關系的某些結論，引起國際學術界的關注。史語所秉承的科學精神及其所取得的優(yōu)異成績，使它成為科學考古學在中國興起的一個重要標志。

史語所雖然在1949 年初南渡臺灣，但它的研究人員卻做了不同選擇。本來為數不多的考古學家們，一部分隨史語所遷到臺灣島，另外一部分則留在了大陸。曾經代傅斯年主持所務（1947年6月26日1948年8月20日傅先生赴美治病期間）的夏鼐先生，后來成為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改屬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所長主持大陸考古凡35年。他開創(chuàng)的考古研究所的學術傳統(tǒng)，實際上可以看作史語所傳統(tǒng)的延續(xù)，雖然在很多方面又有不同。

正因為如此，要了解中國今日之考古學，是可以從史語所在大陸期間短短21 年的歷史里發(fā)現線索的。比如中國考古學研究的歷史學情結，中國考古學家重資料、輕理論的傾向，中國考古學界對追尋中國文明起源問題持續(xù)不斷的偏愛；又比如遲至20世紀90年代中期才慢慢開始的中外合作，在重要考古遺址建立工作站的做法，國家考古機構和地方政府及地方學術團體的矛盾等，都可以在史語所田野考古的實踐中找到淵源。

史語所是中國近代科學考古學興起的一個標志，研究史語所的考古活動，不僅是為新生的中國考古學畫像，也是為近代以來蹣跚學步的中國科學畫像。陳洪波博士通過閱讀大量文獻，把史語所最初二十余年艱苦卓絕的考古工作進行了全面細致的描述和分析。他不僅閱讀已經出版的各種有關著作，還到臺北南港的史語所查閱了大量檔案，觀摩了當年殷墟等遺址出土的各種遺物，在細心體會諸考古前輩篳路藍縷所經歷的成功和失敗、光榮和挫折的同時，又把他們放在那個特定的時代背景里，對他們作同情之了解，因此不僅有自己獨特的見解，而且持論公平，雖然他的觀點并不一定都會被我們接受。

這部以史語所大陸時期考古工作為研究對象的著作，是在作者博士論文的基礎上加工而成的。把考古學史作為博士論文題目，在我讀書的20 世紀80 年代末期，算是非常稀罕的，現在卻已是尋常之事，雖然這方面的博士論文全部加起來也還湊不足兩位數。而以有代表性的某一個考古研究群體的某一個時期作為博士論文的研究對象，陳洪波博士的論文更是頭一份，也可能還是唯一的一份。不過他現在看到的材料，比我當年看到的要多得多，學如積薪，后來居上，洪波的勤奮、聰明，加上這形勢比人強的材料的累積，使這本著作形神兼?zhèn)�，異彩紛呈。相信讀者會跟我一樣，拿在手上，就會不忍釋卷，一口氣把它讀完。

我跟洪波算是文字之交，現在他的大作出版在即，我有幸先睹為快，很高興寫幾句話以志同聲之欣悅。我相信，這本著作的出版，一定會對中國考古學的理論建設起到積極的作用。

陳星燦，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考古研究所所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