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理由至上》是一本關(guān)于規(guī)范性理論（尤其是認識論）的解釋結(jié)構(gòu)的專著。它試圖展現(xiàn)這種做法的優(yōu)越之處：通過訴諸某種從不同方向牽引我們的競爭性因素之間的權(quán)衡關(guān)系，對理性、知識以及其他規(guī)范屬性進行解釋。在英語中，這種競爭性因素有個非常自然的稱呼，那就是reason。
如今，我圍繞理由這一主題從事思考和撰述差不多已有25年之久。最初開始投身理由問題的研究時，我觀察到一個讓我極為感興趣的現(xiàn)象：討論理由的不同哲學家對于理由所持的假設(shè)固然因人而異，但這些假設(shè)都可視為是關(guān)于reason一詞的語法的某種假設(shè)。這樣的進路對我產(chǎn)生了莫大的吸引力，而且在我看來，其中一些假設(shè)比另外的假設(shè)更站得住腳；因此，我曾一度期望，更仔細地審視reason在英語中的語法，可以讓我們不斷取得進展，從而最終解決那些關(guān)于規(guī)范性理論的解釋結(jié)構(gòu)的重要哲學問題。我在理由問題上發(fā)表的許多早期論文，包括《激情的奴隸》（Slaves of Passions）一書的部分內(nèi)容，都是這種語言樂觀主義的反映。
不過，我對規(guī)范性理論的解釋結(jié)構(gòu)的思慮愈深入，這種樂觀主義立場就愈動搖，直至徹底放棄尤其當我見識到更多的不同思路和不同語言之后。在各種各樣的語言中，用于談?wù)摾碛傻脑捳Z差異極大；企圖通過考察英語語法來增進對理由的理解，不啻是一種妄想。
在本書思想的發(fā)展過程中，最為關(guān)鍵的一步是，我意識到，運用我所認為的最低限度（minimal）的理由概念，即在理由的解釋性角色方面，我們能夠達成共識的、很大程度上獨立于其他理由假設(shè)的一組重要假設(shè)，便可對我想要探究的那些核心問題進行闡述。本書第2章給出了這種最低限度的理由概念，根據(jù)這樣的概念，理由是競爭項（competitors），它們具有我所說的行為導向性（act-oriented），并且可被據(jù)以行動（acted on）。
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的這個中文版是本書的第一個外文譯本，感謝張鑫毅博士承擔艱巨的翻譯工作。我也希望，這個譯本的讀者能對以下幾點做出評判：上述最低限度的理由概念是否如我所愿那樣不受語言影響；就完成本書的論證任務(wù)而言，這種概念是否成功起到了支持作用；鑒于寫作時遵循英語思維，我是否無意識地夾帶了其他假設(shè)。我熱切地期待你們的回應(yīng)。
馬克·施羅德
2024年9月12日

序.言v

過去半個世紀以來，倫理學和相關(guān)領(lǐng)域中的哲學研究越來越關(guān)注理由。理由儼然成了一種通用貨幣，可以用于闡述各種充滿爭議的規(guī)范性論題，比如政治哲學中的均等主義（egalitarianism）和認識論中的證據(jù)主義（evidentialism）。關(guān)于其他諸多話題的爭論也可以并且已經(jīng)被歸結(jié)為更基本的關(guān)于理由的爭論，促使人們使用理由話語，來表述那些支持規(guī)范性論題和元規(guī)范性（meta-normative）論題的重要論證。有些哲學家如此認真地對待理由話語的核心地位，以至于提出了這樣的半約定性，甚或?qū)嵸|(zhì)性的主張：凡是哲學上有意思的規(guī)范性，都是理由的規(guī)范性。一個常見的例子是，當一個哲學家對某人應(yīng)當如何行事感興趣，她會解釋稱，應(yīng)當是最有理由的意思，或者她感興趣的是理由的規(guī)范性。
本書的任務(wù)即探討理由在規(guī)范性研究中的核心地位，特別是要捍衛(wèi)如此之強的一種觀點：在某種重要的意義上，理由能夠而且應(yīng)該是第一位的或者至少是非�？壳暗�。全書各章將論證，訴諸理由可以讓我們有效地解釋，諸如責任（obligation）、價值（value）、理性（rationality）和知識（knowledge）等規(guī)范性概念，何以呈現(xiàn)出那種無法一般化，卻又能以某種方式預測的復雜特性。這些解釋的效力源于理由相互競爭（compete）的方式，通過權(quán)衡（balance）的比喻性說法，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這種方式。如本書的英文版封面插圖所顯示的，倫理學和認識論之間許多最為重要的差異，是由競爭性選項的數(shù)量差異所導致的。
但與此同時，我們也將看到，理由可以居于首位的觀點面臨特殊的（而且并非無足輕重的）障礙。要克服這些障礙，必須接受一些非常特殊的承諾。由于我認為，付出這般代價掩蓋不了前述觀點的吸引力，所以在我看來，這恰恰證明，這些非常特殊的承諾確實為真。而如果本書的任務(wù)取得成功，便可幫助我們更清楚地看到，各種零散的見解需要統(tǒng)合起來，即便對那些不愿接受我的整體觀點的人來說也是如此。
本書的結(jié)構(gòu)安排和主題取舍所基于的信條是，理由在認識論中的作用，特別有利于展示理由居于首位的假說的優(yōu)勢與困境。由此，本書圍繞一組我眼中最重要的傳統(tǒng)認識論問題而展開論述，其背后更一般的觀念則是，vi

這樣的視角可以讓認識論研究受益：規(guī)范性足以涵蓋眾多學科，認識論僅僅是其中之一。
考慮到我本人先前出版的著作更多地集中于倫理學而非認識論，有人或許容易將本書視為是在踐行一種哲學擴張主義（philosophical imperialism）。在消極的意義上，哲學工作是擴張主義式的，當完全產(chǎn)自某個領(lǐng)域內(nèi)部的論題或觀念加以必要修改（mutatis mutandis）之后，便借助類比應(yīng)用于其他某個領(lǐng)域。希望本書可以表明，我的觀點不是如此，而是認為，通過把握倫理學和認識論的主題所具有的共同特征，我們對兩者的理解可以而且應(yīng)該得到深刻的重塑。雖說讀者握有評判之權(quán)，我希望我們可以將視角放寬，縱覽那個由眾多子學科組成的廣闊疆域，而不是囿于一隅之見。這么想的人自然早已有之，而自從二十多年前我開始并列看待認識論和倫理學，已經(jīng)有越來越多的人成為同道，這讓我感到無比欣喜。這種視角帶來了豐碩的成果，本書的目的不過是增添一個例證而已。
當我討論任何重要的認識論話題事實上當我討論任何話題時，絕不會宣稱對它們的討論是全面的，而只是通過表明，將本書所探討的那些關(guān)于理由的核心主張納入考量后，可以如何看待它們，從某個側(cè)面對它們進行闡明。希望至少在某些情況下，這種考量可以觸發(fā)新的見解，哪怕沒有新的見解，至少也可以讓我們比先前更清楚地把握舊有的問題。
*****
盡管本書中的思想是在一個頗為漫長的時期緩慢形成的，我相信它們不僅重要，而且值得仔細審視，但所幸我已不再像年輕時那般盲目自信，也還沒有年老到固執(zhí)己見。我的年齡與經(jīng)驗足以讓我有先見之明：我在書中所說的一些東西乃至許多東西，都將被證明是錯的，并且我將樂于承認這一點（至少在某些情況下）。我在撰寫這本書時所秉持的精神是，希望它對那場歷久彌新的偉大對話有所貢獻能夠參與其中是我莫大的榮幸，并希望，在我出錯的地方，也能錯得給人帶來啟示，就像我最尊崇的那些哲學家所犯的錯誤一樣。［1］［1］ 不必說，在我堅持犯錯的地方，希望我的堅持可以有效地激發(fā)糾正性的回應(yīng)哲學家們所堅持的錯誤正是最讓我受益之處。

當我正式投身這本書的寫作，差不多正好迎來我生命中的重要時刻，即成為一名父親，這讓我前所未有地意識到，vii

我的成長、教育以及經(jīng)受學術(shù)影響的境遇是何其幸運。我的父親總是堅持對世人認可的觀點作批判性思考；我小時候喜歡滿屋子跟著我的母親，喋喋不休地講述想法和論證，而我的母親總是耐心聆聽如果不是他們言傳身教，我絕不可能成為今天的樣子。命運垂青，讓我在卡爾頓學院（Carleton College）這般多姿多彩的環(huán)境中探索哲學，與眾多以研究哲學為志業(yè)的學子相伴，在研討風氣濃厚的氛圍中受教，我很早就有充分的機會與他人一道思考碰到的問題，并有充分的機會去試錯。
1999年1月初，加里·伊斯明格（Gary Iseminger）開啟了我的第一堂認識論課，他帶著埃德蒙德·蓋梯爾（Edmund Gettier）于1963年發(fā)表的文章《得到證成的真信念是知識嗎？》（Is Justified True Belief Knowledge ？）的復印件，發(fā)給我們當堂閱讀和討論。那年春天晚些時候，基思·萊勒（Keith Lehrer）作為考林客座教授（Cowling Visiting Professor）訪問卡爾頓學院，并講授為期10周的知識理論研討課。萊勒經(jīng)常把他開設(shè)的其他課程的學生稱為本科生，其格賴斯式含義（Gricean implicature）幫助我樹立信心，在我真正進入研究生院后支撐我度過那段時光。這本書不啻是這兩門課遲交的學期論文。它也是2002年我參加普林斯頓大學以行動與信念的理由（Reasons for Action and for Belief）為題的普通考試所預期的成果。它是2004年春天，我跟好友布雷特·舍曼（Brett Sherman）夸口將在博士論文之后很快完成的那本書。它還于20142015學年獲得了美國國家人文基金會的慷慨資助。因此，這本書的問世過程實可謂漫長，緩慢的寫作速度對它的塑造，不亞于任何其他因素的影響。
鑒于我對本書的諸話題已有多年的研究，其大部分內(nèi)容都是吸收、依據(jù)或者在某些情況下直接概括舊作中更為詳盡地引介或闡述的思想。例如，本書第3、4和5章發(fā)展和推進的論題來自《擁有理由》（Having Reasons）、《什么是擁有一個理由的條件？》（What Does it Take to Have a Reason ？）、《知識不是最一般的事實性狀態(tài)態(tài)度》（Knowledge is Not the Most General Factive Stative Attitude）、《知覺理由與廢止》（Perceptual Reasons and Defeat）、《理由的統(tǒng)一性》（The Unity of Reasons）和《認識客觀理由》（Getting Perspective on Objective Reasons）等文章。第6到8章吸收、提取并試圖以某種方式推進的論題來自《風險、保留與知識的主體敏感性》（Stakes, Withholding, and the Subject-Sensitivity of Knowledge）、《狀態(tài)供給理由的普遍性》（The Ubiquity of State-Given Reasons）、《狀態(tài)供給理由：即使不普遍也很常見》（State-Given Reasons: Prevalent if not Ubiquitous）、《什么使得理由充足？》（What Makes Reasons Sufficient ？）、《當信念出錯》（When Beliefs Wrong）、《思想之罪》（Sins of Thought）、《實用入侵下的理性穩(wěn)定性》（Rational Stability under Pragmatic Encroachment）、《信念誣指》（Doxastic Wrongs，與里馬·巴蘇［Rima Basu］合寫）和《信念、信任與實用入侵》（Belief, Credence, and Pragmatic Encroachment，與杰克·羅斯［Jake Ross］合寫）等文章。第9到11章則依賴于《知識是有充足（客觀和主觀）理由的信念》（Knowledge is Belief for Sufficient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Reason）、《知識具有規(guī)范性嗎？》（Is Knowledge Normative ？）、《捍衛(wèi)康德式解釋》（In Defense of the Kantian Account）、《整體論、分量與削弱》（Holism, Weight, and Undercutting）、《恰當?shù)叵嘈拧罚˙elieving Well）和《支持理由基礎(chǔ)主義的基礎(chǔ)性理由》（The Fundamental Reason for Reasons Fundamentalism）等文章。雖然本書沒有直接挪用以上任何一篇文章中的材料，我要衷心感謝它們的出版方，讓我不斷有機會取得重要進展，本書中的一些思想正是這樣一步一步發(fā)展而來的。
作為多年積累得到的成果，vi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