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氣象 古蜀風采
序《三星堆現(xiàn)場》

1986年夏秋之交，廣漢三星堆的兩個祭祀坑以滿目的滄桑和絢麗橫空出世，震撼了世界。 它從容而堅決地揭示出三千多年前長江上游一個偌大古國、古城、古文化的恢宏面貌，令川人倍感自豪、國人倍增自信、人類充滿遐想。 兩年后，國務院即公布三星堆為第三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時已耄耋之年的張愛萍將軍欣然為之題詞：沉睡三千年，一醒驚天下。又過了 28 年，即2020年9月2022 年 12 月，考古工作者在三星堆遺址二度大發(fā)掘，以六個祭祀坑的新發(fā)現(xiàn)向世界又一次證明：三四千年前的成都平原是中華文明起源滿天星斗坐標系中極為璀璨奪目的一顆。
一、三星堆：大都氣象
三星堆文明的形成、發(fā)展史是地方文明演進并融入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發(fā)展模式及總體格局的一個最具說服力的范例；同時，它也是地方文明與中華文明、與人類文明進行碰撞交流并在這一過程中豐富自己、壯大自己、發(fā)展自己的一個最具創(chuàng)造力的典型。
按過去的一般說法，人類步入文明社會當具有三要素，即金屬、文字和城市，有的還加上禮儀性（祭祀）中心，甚至手工業(yè)、農業(yè)和圍繞城市的鄉(xiāng)村等條件。 用這些標準衡量，三星堆古蜀社會已是文明社會，應當沒有問題。 較有爭議的是三星堆時代有無文字。 考古工作者在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陶器及玉石璋上，發(fā)現(xiàn)有刻畫符號，它們同成都十二橋商代遺址陶紡輪上的刻畫符號屬于同一類型。 段渝先生認為，三星堆和十二橋的刻畫符號，當是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巴蜀方塊表意字的上源；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巴蜀方塊表意字，則應視為對三星堆文明時期的刻畫符號的繼承、發(fā)展和演化。 我們相信，隨著三星堆遺址的進一步發(fā)掘，是會發(fā)現(xiàn)能記錄語言的文字的。 即或真無這樣的文字，也不要緊三星堆社會的文明狀態(tài)就真實而清晰地擺在那里，誰也無法否認。 南美洲著名的安第斯文明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文字，卻給后人留下了馬丘比丘、庫斯科城、太陽神廟以及獨特而富有創(chuàng)意的制陶、冶金、紡織、建筑和發(fā)達的種植業(yè)及灌溉技術，又有誰能因為它未見有文字而剝奪它文明的稱號呢？
19952003 年，考古工作者又在成都平原陸續(xù)發(fā)掘出包括成都市新津區(qū)龍馬鄉(xiāng)寶墩古城、都江堰市青城鄉(xiāng)芒城古城、成都市溫江區(qū)萬春鎮(zhèn)魚鳧城、成都市郫都區(qū)古城鎮(zhèn)郫縣古城、崇州市雙河古城、崇州市紫竹古城、大邑縣高山古城、大邑縣鹽店古城在內的史前古城址群（前六個古城作為成都平原史前城址于 2001 年被國務院公布為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年代約為公元前 2500前1700 年；2001 年 2 月，又在成都西郊金沙村發(fā)現(xiàn)了年代略晚于三星堆遺址的商周時期遺址。 它們像眾星捧月一般，拱衛(wèi)著距今約 3500 年的三星堆古城遺址。 三星堆遺址總面積約 12 平方公里，其中三星堆古城墻內的中心范圍約 3.6 平方公里。 其規(guī)模龐大的城墻體系、眾多的建筑遺址以及從八個祭祀坑出土的體量宏大、工藝成熟的數(shù)千件青銅重器、金器及成千上萬的陶器、玉石器，再加上它們所顯示出的較為發(fā)達的城鄉(xiāng)差異、階級對立與社會分工，足以說明當時的三星堆地區(qū)已擁有城市、青銅器、大型宗教祭祀中心，已擁有比較發(fā)達的農業(yè)、手工業(yè)、商業(yè)交通、文化藝術以及等級森嚴的奴隸制王權 神權體系，呈現(xiàn)出一種古文化、古城、古國的典型面貌。 它告訴人們，這里就是古蜀文明的源頭（至少也是一個主要源頭），這里就是古蜀文明的一個爆發(fā)點，這里曾擁有一個光彩奪目的可與同時期任何一處文明（包括中原殷墟文明）媲美的古蜀文明三星堆文明。 它上起新石器時代晚期，下迄商代晚
期，時間跨度近兩千年。 這是在今天的四川腹地內土生土長的屬于古蜀社會的發(fā)達的奴隸制文明。 它有著自身的發(fā)生背景和發(fā)展規(guī)律，自成體系，特色鮮明，富有創(chuàng)造性與生命力。 過去人們常說的從春秋戰(zhàn)國至西漢前期的蜀文明，當是對它的一種繼承和發(fā)展。 它在夏商之世，以成都平原為輻射中心，其影響向北曾達漢水流域與渭水上游，向東遠及今宜昌長江兩岸，向南向西則深入青衣江、大渡河、雅礱江流域甚至越南紅河流域（在上述地區(qū)，考古工作者發(fā)現(xiàn)了與三星堆古蜀文明面貌相似甚或一致的文化因子）。 此外，它還通過包括古長江及其支流水系、古彩陶之路、古蜀布之路等四通八達的交通網絡，將北方草原文明、中原文明、荊楚文明、吳越文明、滇濮文明以及南亞文明、西亞文明、埃及文明、愛琴海文明等諸文明的優(yōu)秀成分或合理因素大方地采借過來，用來發(fā)展并壯大自己。 因此，三星堆文明 古蜀文明雖地處四川盆地，周圍大山環(huán)抱，卻并不封閉自守，并無盆地意識。 可以說，它的開放性、包容性與開拓性、創(chuàng)造性，與當時中國及世界其他先進文明相比，也是毫不遜色的。
二、西南最亮之星
一個鮮明的例子是 2021 年 3 月在三星堆三號坑出土的頂尊跪坐銅人像。 它通高 115 厘米，上部為高 55 厘米、肩部有龍形飾件的大口尊，下部為雙手做握物狀的高 60 厘米的跪姿人物。 頂尊銅人像的復合造型，1986 年在二號坑內出現(xiàn)過。 它們是古蜀青銅文明獨有的創(chuàng)意，在其他青銅文明中尚未有出現(xiàn)。 上海大學考古隊通過研究，認為銅尊很可能來自長江中游，而銅人是長江上游的產品。 而二者居然通過一個方板鑄焊成一個整體，真是令人稱奇。 這便充分說明早在三千多年前，長江中上游的青銅文明就已在進行深度交流。
其實，三號坑不止在頂尊銅人上體現(xiàn)出這種交流，在三號坑首次發(fā)現(xiàn)的圓口方尊也表現(xiàn)了長江中游（或下游）文明的影響。 現(xiàn)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的著名的犧首獸面紋圓口方尊（來自北京故宮博物院，造型或紋飾皆特殊，具有南方區(qū)域特征）與之幾近同型。 唯一不同的是三號坑方尊肩部比臺北故宮博物院的那件多了對稱的立鳥。 二者很可能出自同一個作坊。
能證明三星堆古蜀人對外交流的器物還有很多，比如在三號坑、八號坑發(fā)現(xiàn)的銅尊、銅罍、銅瓿，就是中原殷商文化的典型器物；三、四號坑的玉琮則深受甘青齊家文化或長江下游良渚文化的影響（但亦有蜀地特色，如玉琮上的神樹）；三、七、八號坑的有領玉璧、玉璋、玉戈，先前在河南、陜西、山東以及華南地區(qū)就有出土；包括一、二號坑在內的遺址內大量的金器，則比較接近北方草原文化早已有之的用金傳統(tǒng)。 其他如七號坑的龜背形網格狀銅器上的龍鈕把，八號坑的青銅虎頭龍身像、青銅豬鼻龍形器、青銅持龍立人像以及 38 年前于一號坑出土的爬龍柱形器（即龍杖首）、二號坑青銅大神樹上的龍、大立人像服飾上的龍……整個遺址所見的龍形象，五花八門，林林總總，達 30 種以上。 而龍形象是中華民族遠古的記憶，在祖國四面八方的古遺址中屢見不鮮。 以龍為尊，以龍為圖騰、為標識、為象征、為紐帶、為依托、為精神支柱、為文化符號，是中華上古文明的一個核心內容。 三星堆遺址接連出現(xiàn)的、無處不在的龍造型，說明在自然觀、宇宙觀、價值觀與神權、王權意識和宗教祭祀方面，以古蜀文明為代表的長江上游文明與黃河文明、長江中下游文明并無二致，說明早在三四千年前，古蜀文明便已開始融入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歷史進程中。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八號坑出土的一座高達 1.55 米的三層神壇。 方形壇座之上有四個肌肉強健的力士以半跪姿態(tài)托舉井形杠架，杠架上是一尊小神獸。 神獸體態(tài)肥碩，大嘴大耳，或以為是大象，或以為是風神或風神坐騎……力士均戴面具，華麗的衣服上回形紋飾線條流暢。 神壇上包括力士在內共有13 個人物，可能正在舉行一個盛大的祭祀儀式，氣氛莊嚴肅穆。 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王仁湘研究員說：古蜀人制作神壇的意義，就是想創(chuàng)作出虛擬的世界。 有了這樣虛擬的世界，人們的思想就有了更大的活動空間。 這是心的世界，它比天地寬、比宇宙大，可以任由馳騁，任由飛舞。
至于三星堆遺址獨有的青銅縱目人面具、大立人、大神樹、大神獸、大神壇等宏大造型以及所展現(xiàn)的以錫、鉛合金為焊料的釬焊技術、鑄鉚技術、分鑄技術、切割成孔技術、獨特的制泥芯技術（以細木條做芯骨）等，則表現(xiàn)出古蜀人非凡的想象力、創(chuàng)造力與精細的工匠精神，說明古蜀文明在中華文明起源的滿天星斗之中，乃是西南最亮之星。 而這也正是三星堆遺址在被發(fā)現(xiàn)之后一直為人矚目的魅力之一。
古史傳說中蠶叢、柏灌、魚鳧氏治蜀各數(shù)百歲。 三星堆遺址以及成都平原史前古城遺址群的考古發(fā)掘資料表明，古蜀國第一歷史時期蠶叢時代文化延續(xù)時間約當夏代前期，大概在公元前 2070年至前 1800 年；第二歷史時期柏灌時代文化延續(xù)時間約當夏代后期，大概在公元前 1800 年至前 1600 年；第三歷史時期魚鳧時代文化延續(xù)時間約當商代，大概在公元前 1600 年至前 1046年。 此三個歷史時期正是各數(shù)百年。 而作為第四歷史時期的杜宇時代的早期（相當于商末至西周前期，約當公元前 11 世紀至前 9 世紀），則可在三星堆遺址的第四期文化中找到佐證。
2023 年 11 月 16 日，北京大學研究團隊公布了三號坑、四號坑、六號坑、八號坑等四個坑的碳十四測年數(shù)據(jù)，指出它們的形成年代有 95.4% 的概率落在公元前 1200 年至公元前 1010 年之間，這相當于商代晚期，距今 3200 年至 3000 年。 而八號坑的頂尊蛇身青銅人像與 1986 年于二號坑發(fā)現(xiàn)的鳥足人像的拼接成功，則說明二號坑的形成時間與八號坑一致。 與此相應，考古工作者還修訂了三星堆遺址考古文化的時間范疇：一期文化，距今約 4500~3600 年，約當新石器晚期至夏；二期文化，距今約 3600~3300 年，約當商代前期；三期文化，距今約 3300~3100 年，約當商代后期；四期文化，距今約 3100~2900 年，約當商末至西周前期。

三、三星堆文化的研究方向
1. 繼續(xù)建構三星堆學
一般認為，一門學問能否成為一個學科，必須具備三個條件：一是應有獨立的研究對象；二是應有獨立的理論及方法；三是應有獨立的知識系統(tǒng)。 可以說，學科是科學研究發(fā)展的成熟之果，但并非凡是研究最后都能形成學科。1930 年，陳寅恪在《陳垣敦煌劫余錄序》里提出敦煌學的概念，就包含了上述三方面的內容。 陳寅恪的初心，是要將中國學者對敦煌遺產的研究，發(fā)展成一門獨立的敦煌學學科；但是直到進入 20 世紀八九十年代，這個學科建設才告大體完成。 其間經歷了數(shù)代人的薪火相傳，其艱辛勞劬，可想而知。1993 年，由屈小強、李殿元、段渝主編的《三星堆文化》（1994 年獲第八屆中國圖書獎）提出建構三星堆學，至今也已 32 年，卻仍在學科建設的路上。其間原因有以下三個方面：其一，沒有當年敦煌學人的緊迫感；其二，沒有當年他們的團結一心精神；其三，沒有當年他們的堅韌不拔與吃苦精神。 我們面對三星堆遺址八個坑出土的兩萬余件編號文物，應像當年敦煌前輩一樣，勠力同心，砥礪奮發(fā)，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蔚成時代學術之新潮流（陳寅恪語），以不辜負三四千年前三星堆蜀人給我們留下的那一大堆值得珍愛的寶貝。當然，要達成此事，除了研究者的單兵作戰(zhàn)以外，還須集中力量辦大事。 自 2019 年開始，三星堆研究院、三星堆文化與青銅文明研究中心、三星堆與古代文明研究所及三星堆古蜀文化研究協(xié)會亦先后成立，但基本上是各自為政，尚未形成合力。 各方研究力量可否統(tǒng)一部署，分工合作，依據(jù)各自長項（包括物質資源和人力資源），制定戰(zhàn)略規(guī)劃，克難攻堅，形成包括專著（如三星堆學概論、三星堆學大辭典、三星堆讀本、相關考古報告等）、期刊、定期或不定期簡報以及文物保護、學會（或研究會）、定期學術研討會、媒體報道等在內的完整工作體系。 當年陳寅恪期盼清華大學成為全國學術研究的重鎮(zhèn)。 在四川，四川大學、四川省社科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以及三星堆博物館就是三星堆研究的重鎮(zhèn)。 四川甚至海內外的三星堆研究者可以以它們?yōu)檠芯恐袠�、為大本營，在它們的引領下去研究三星堆文化、傳播三星堆文化，并由此形成一系列成果。
2. 堅持比較歷史學、比較考古學的路徑
比較歷史學、比較考古學不是歷史學、考古學的分支，而是一種方法或路徑。 比較歷史學是 20 世紀二三十年代由法國歷史學家馬克·布洛赫歸納、確立的。 在中國，梁啟超、陳寅恪等很早就在使用它了。20 世紀 30 年代，陳寅恪就運用比較歷史學的方法來研究佛教文獻，將域外之文與中土之文相互參證，以解決印度佛教文化如何影響中華文化的問題。 而比較考古學的概念，則是李學勤于 1991年在《比較考古學隨筆》（香港中華書局有限公司版）一書里提出來的。 就三星堆文明而言，可以對青銅文化、面具文化以及金杖等與中原、與西亞同類器物的異同進行比較分析，從而得出較為客觀的結論。 只有將立足點置于中國文化、人類文化的更高處，才會看見浩瀚廣闊天地中的人、物、事潛伏的連接點與隱形的關聯(lián)線索，從而做出更能揭示本質、更符合科學與邏輯的論證。 所謂居高聲自遠，正是這個意思。
三星堆以大立人像、神樹、扭頭跪坐人像為代表的青銅文化，以縱目人面具、黃金面具為代表的面具文化，以黃金面具、金杖為代表的金器文化在殷商時期黃河文明、長江文明中獨樹一幟，個性鮮明。1986 年當三星堆二號坑的大立人像、縱目人面具等文物出土時，人們就大為訝異；到了 2021 年六個坑的各色文物再驚天下時，人們都瞠目結舌，呼之為奇奇怪怪（如三號坑出土的頂壇銅人造型）。倘若將它們與同樣表現(xiàn)怪異、不可思議的墨西哥北部瑪雅文明遺存、埃及金字塔、巴比倫空中花園等比較，就會發(fā)現(xiàn)它們都在北緯 30 度至 31 度之間，由此捕捉到文化、地理的參照坐標，從而對三星堆文物的怪異特征進行世界視域與哲學視域下的合理解釋。 當然，這種比較不僅僅是跨地理的比較，而且也應是跨文化的比較。 畢竟三星堆文明與同緯度的上述文明相比，時代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但文物在夸張性、宏大性、獨特性上卻是一致的。 它啟示我們：在這些同緯度文物奇奇怪怪之下，都隱藏著一個宗教 禮儀（祭祀）的宏大主題、莊嚴內核。 這既是催生瑪雅文明、古埃及文明、兩河文明的一個動力，也是三星堆文明的一個生長點。
比較史學、比較考古學應該是破解三星堆之謎的一把好用的鑰匙。 我們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科學地運用好這把鑰匙，將三星堆文化 古蜀文化拿來與包括殷墟文化在內的各區(qū)域的考古文化、歷史文化相比較，與域外文化相比較；在四川范圍內，與營盤山文化、與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與成都金沙文化十二橋文化相比較；在三星堆遺址內，各個地層相比較，各個祭祀坑相比較、不同器物相比較、同類器物相比較；還要將三星堆時代與之前、之后若干百年、若干千年的文化、地理、政治、經濟相比較；亦可以將三星堆文化置于社會學、人類學、民族學的視域予以觀察、比較，找出它們之間的聯(lián)系和與之聯(lián)系的變化、演進特點及發(fā)展規(guī)律……事雖細、雖煩、雖難，但探索的道路上亦將不乏快意、享受與驚喜！
3. 讓三星堆文化深入大眾
2020 年 9 月 28 日，習近平在黨的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中說：保護好、傳承好歷史文化遺產是對歷史負責、對人民負責。 我們要加強考古工作和歷史研究，讓收藏在博物館里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來，豐富全社會歷史文化滋養(yǎng)。三星堆遺址、三星堆文物屬于全社會，屬于全體中國人民。 中國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落實在三星堆考古工作者、研究者那里，就是要讓三星堆文化貼近大眾，深入大眾，向大眾傳播三星堆文化，講好三星堆故事，讓四川民眾、全國民眾，甚至海外華人、外國友人都知道三星堆、了解三星堆，人人都說三星堆。 倘若有了這個局面，那么，學者理想中的三星堆學，也便有了雄厚和廣大的基礎，其建構的完成也就水到渠成了。
讓三星堆貼近大眾、深入大眾，其實是一個雙向過程，含有兩方面的內容：其一，是三星堆文化對大眾的傳播，這是最主要的工作（具有主導性）。 其二，是大眾介入三星堆文化的探索與傳播。 大眾介入的熱情及其程度，則是由三星堆考古人、研究者讓三星堆深入大眾的意愿與熱情決定的。著名考古學家張光直先生說：考古學家的任務則是客觀地告訴人們古人曾做了什么樣的選擇以及這些選擇的命運，以便今人為未來做出決定時可以汲取古代的教訓。（《考古學》，遼寧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33 頁）三星堆考古人與研究者要有與大眾交流的愿望甚至欲望，把自己的發(fā)掘心得、研究成果及時地告訴社會、告訴大眾。 譬如對三星堆祭祀坑的認識，有的學者便認為是古蜀王或貴族器物的埋藏坑或是戰(zhàn)勝者對失敗者器物的毀壞掩埋坑。 這里面又牽涉到古蜀王朝的改朝換代問題。 有的學者認為三星堆文化的全盛期是魚鳧王朝，在商代后期則走向衰亡。 所謂埋藏坑或掩埋坑就是對這段歷史形象的記錄（器物的氣質反映魚鳧王朝的輝煌，它的破損與埋藏或掩埋說明王朝的式微或戰(zhàn)�。�。 將這樣的認識通過報刊、廣播電視、公眾號等媒體分享給大眾，可以使學者、使三星堆貼近大眾。 當然這樣的認識乃屬于個人的思考，不是定論也不怕告訴給大眾但至少可以引起大眾對祭祀坑、對三星堆的興趣，為大眾進一步理解三星堆文化，添了一條思路。 三星堆博物館的講解員也是溝通學者和大眾的橋梁或媒介。 他們在講解時，則應盡量多介紹多數(shù)派的觀點或定論，也可以摻雜些少數(shù)人的意見甚至講解員自己的推想但一定要講明是推想；至于哪些屬于真實的歷史，哪些屬于神話傳說，更不能含混，以免誤導大眾。
三星堆考古人、研究者要放下高冷的架子，從考古現(xiàn)場和書齋走出來，充分利用傳媒和科技手段，向大眾及時報道考古成果、研究心得。 三星堆遺址屬于全體人民，人民有權知道三星堆的事情。2020 年 10 月至 2021 年 9 月六個坑的發(fā)掘高潮期間，考古工作者就將各大媒體人請進三星堆現(xiàn)場，讓其近距離了解考古發(fā)掘情況，實時向人民群眾傳遞消息。
特別是 2021 年 3 月 20 日至 23 日，中央廣播電視總臺接連四天在央視新聞頻道推出《三星堆新發(fā)現(xiàn)》特別節(jié)目，實時報道三星堆新一輪考古發(fā)掘的巨大成果，向公眾展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早期燦爛成就。2021 年 5 月 28 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國家文物局、四川省人民政府又在三星堆博物館聯(lián)合舉辦了走進三星堆，讀懂中華文明主題活動（當晚還舉行了三星堆奇妙夜的文化盛宴），讓包括中外媒體記者在內的 200 多名有代表性的中外人士走進三星堆發(fā)掘現(xiàn)場和博物館，近距離感受三星堆文化的魅力，促進了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鑒。 中央電視臺、四川電視臺及其他各大媒體亦滾動式地不斷推出三星堆專題片、紀錄片持續(xù)介紹三星堆（包括新一輪考古發(fā)掘工作）。 發(fā)掘者、研究者或現(xiàn)身說法，或發(fā)表看法。 大眾受到鼓舞，也熱烈地參加進來，在公眾號等新媒體上指點文物，各抒己見，一下子拉近了三星堆考古與大眾的距離。
與此相應，有關方面盛情邀請群眾進考古現(xiàn)場、進博物館，由群眾提問，專家講解，專家與群眾線上線下互動。2022 年 4 月，成都博物館就曾邀請中國絲綢博物館副館長周旸研究館員在線上開展講座，向廣大群眾講解三星堆絲綢的發(fā)現(xiàn)過程及發(fā)現(xiàn)意義，讓更多人知道發(fā)現(xiàn)三星堆絲綢的重要性。這次講座采用多領域平臺同步推廣的形式，聯(lián)合中國絲綢博物館、成都日報·錦觀、文博園等一起直播。 嗣后，還在成都博物館公眾號播放講座全視頻。
考古界、文博界對三星堆新一輪考古發(fā)掘的宣傳，是三星堆考古、三星堆研究的一場生動的大普及，一個獨特的大型行為藝術，一次成功的考古秀、文化秀�？脊艑W界、歷史學界過去對來自民間的三星堆話題甚或猜想或不屑一顧或嗤之以鼻。 其實，民間的議論質樸直率，有的甚至稀奇古怪，卻反映出大眾對本土早期文化的關注，對中國考古、中國歷史或中華優(yōu)秀文明的自信。 三星堆考古人、研究者不妨放下身段認真聽聽，可以幫助我們拓寬眼界，別開生面。 更重要的是，傾聽民間聲音這個行為的本身，就是三星堆考古、三星堆文化向大眾的貼近，是向大眾普及、弘揚、交流、傳播三星堆考古、三星堆文化的機會，何樂而不為？
將三星堆考古、三星堆文化以通俗的語言、親近的姿態(tài)，講給大眾聽，讓三星堆文物在大眾中活起來，是當代考古人、當代學者的責任和義務。 三星堆六個坑的發(fā)掘與傳播，成為中國考古學大眾化歷程里的一段難忘的記憶、一個寶貴的經驗。 它將激勵三星堆考古人、研究者堅持走考古學與人民群眾親密結合的路子，使三星堆考古與研究在更高更強的科學化的同時，實現(xiàn)最大最好的大眾化，讓世界看到中國考古學的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
4. 積極而穩(wěn)妥地推進聯(lián)合申遺
2024 年 12 月，三星堆 金沙遺址被確定為 2028 年中國政府申報世界文化遺產項目。 三星堆遺址與金沙遺址系古蜀文明一脈相承的典型類型，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重要實證，既是中華民族的寶貴歷史財富，也是人類文化的共同遺產。 但若要于 2028 年如愿達成進入世界文化遺產序列的目標，還有許多工作要做。 也就在 2024 年 12 月，古蜀文明保護傳承二期工程在廣漢市的三星堆研究院啟動，爭取在三年內逐步探索并解決關于古蜀文明的諸多問題，為三星堆 金沙遺址走向世界奠定學術基礎。
古蜀文明保護傳承一期工程自 2019 年啟動以來，基本摸清了三星堆遺址、金沙遺址的空間布局與功能分區(qū)，確定了兩遺址的主體遺存年代與社會結構，確認了三星堆社會的四個不同等級的人群、金沙遺址神權階層、貴族階層、平民階層和奴隸階層的四級結構。 但目前兩遺址內部的水陸交通體系（包括河流、道路、城墻、城壕、城門、水門、橋梁、碼頭）、聚落功能分區(qū)（包括宮殿、神廟、祭壇、墓葬區(qū)、居民區(qū)、青銅冶煉及青銅器鑄造作坊、金器制作作坊等）尚有待清晰，多學科的綜合研究體系尚不成熟。 而關于青銅器、玉器、金器材料及象牙來源，各地與域外同三星堆遠距離互動、傳播的環(huán)節(jié)、路線、道路以及三星堆的政治體制（是神權國家還是王權國家，或者神權與王權相結合的國家，是方國還是王國），三星堆遺址與金沙遺址乃至十二橋遺址的關聯(lián)性闡述，還是各執(zhí)一詞，并未取得大體一致的具有科學說服力的意見。
總之，三星堆 金沙遺址申遺工作負任蒙勞，道阻且長；而日月逾邁，時不我待。 學界上下以及社會各界須群策群力，排除萬難，下定決心，并轡揚鞭，于 2028 年在建立起完善的古蜀文明保護傳承體系的同時，給世界一個關于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大格局中的古蜀文明的比較真實可信的發(fā)展脈絡與歷史全景。
蜀江水碧蜀山青，江山如畫促我行。 讓我們攜起手來，披荊斬棘，為著一個共同的奮斗目標，踔厲猛進！
屈小強（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