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 俞可平

在人類文明史上，亞里士多德是舉世公認的絕世奇才。這位出生于公元前380多年的古希臘天才創(chuàng)立了多門基礎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許多重要學說至今仍是這些學科史上的豐碑。在他涉及的所有學科中，政治學一直被他斷定為最重要的學科。他認為：人類作為最高級的政治動物，其終極目的就是追求幸福生活。讓所有公民都過上幸福生活，則應是城邦國家的最高目的。政治學之所以是主導學科，就是因為在眾多學科中，唯有政治學著重關注城邦最高的善，即城邦國家的公共利益。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增進城邦的公共利益，讓全體公民過上幸福生活？為什么同一群人在同一地域中，有時富裕，有時貧困？有時野蠻，有時文明？有時內戰(zhàn)，有時和諧？有時墮落，有時進��？有時貪婪，有時慷慨？（我把這些

問題概括為亞里士多德之問）亞里士多德畢生致力于思考這些問題，他的政治學就是對這些問題的思考和解答。他對上述亞里士多德之問的終極答案便是：政治制度是決定城邦命運和公民幸福的關鍵所在。他說：只有具備了最優(yōu)良的政體的城邦，才能有最優(yōu)良的治理；而治理最為優(yōu)良的城邦，才有獲致幸福的最大希望。因此，亞里士多德極其重視政治與政治學。為了尋求最理想的政治制度，他曾經帶領成百上千的學生，對古希臘的158個城邦國家的政體逐一進行考察和比較。從某種意義上說，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便是他對古希臘城邦國家政治制度考察與分析的最終成果。

中國古代的先賢大儒也特別重視政治，把王權和王道看作社會穩(wěn)定和國家興旺的決定性因素。中國文化中一直有以史為鑒的悠久傳統(tǒng)。這里的史主要就是歷代的政權興衰史，這里的鑒則主要是針對國家統(tǒng)治者而言的政治得失。從文獻記載看，早在西周時期，王朝就設有史官，開始官修歷史。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史記》并非后人熟知的司馬遷所著，據《逸周書》所載，周朝在位時間最長（公元前976前922年）的周穆王，就命令左史戎夫作《史記》，主要內容便是記載28個古代國家的亡國教訓。司馬遷的劃時代巨著《史記》，實際上主要也是一部中國古代政治的興亡史�！妒酚洝返谋炯o世家列傳，以及書表的基本內容，無非就是歷代帝王、諸侯、大臣的政治傳記，以及歷朝重要政治制度的記錄。司馬遷欲通過編纂《史記》，達到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這里的變，主要也是歷代的王朝政治之變。至于后來司馬光的《資治通鑒》，書名就開宗明義：總結歷代政治得失，為君王統(tǒng)治提供借鑒。用司馬光自己的話來說，《資治通鑒》的宗旨，就是專取關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梢�，講政治實在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顯著特色。

傳統(tǒng)中國有重政治的傳統(tǒng)，卻無政治學的歷史政治學泛指關于人類社會政治現(xiàn)象和政治發(fā)展規(guī)律的知識體系，它是人類最古老和最重要的學問之一，也是社會科學的基礎學科之一。政治學擁有自己獨特的研究對象、問題、概念、方法和公理，是其他任何社會科學都無法取代的基礎學科，對人類的政治進步和知識進步發(fā)揮著重大作用。首先，政治學有助于確立人類社會的基本政治價值。人類的政治進步需要有明確的政治目標和政治方向。為人類社會的政治進步設定目標，奠定人類的基本政治價值，是政治學的首要功用。其次，政治學有助于探索人類社會政治發(fā)展的規(guī)律。人類的政治發(fā)展是有規(guī)律可循的，從現(xiàn)實政治生活中發(fā)現(xiàn)規(guī)律性的政治現(xiàn)象，是政治學的重要任務。其三，政治學有助于確立政治評價標準，推進人類政治進步。政治進步、政治評價必須有客觀和科學的標準。政治學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努力提供政治評價的標準，使得政治進步有一個相對客觀的衡量尺度。其四，政治學有助于解釋社會政治現(xiàn)象，揭示社會現(xiàn)象背后的政治本質。紛繁復雜的政治生活背后，往往隱藏著深刻的政治動機和政治利益，政治學知識幫助人們認清政治生活的實質。最后，政治學有助于總結人類政治的游戲規(guī)則，影響人類的政治制度設計。

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政治學，在中國是近代的產物。一般認為，1899年北京大學的前身京師大學堂首次開設專門的政治講堂，是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政治學在中國的發(fā)端，至今已有120年的歷史。在過去的120年中，由于戰(zhàn)爭和政治的原因，中國政治學時斷時續(xù)，在十分曲折中發(fā)展。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我們開始照搬蘇聯(lián)的模式，錯誤地將政治學當作偽科學，政治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社會科學在我國日漸式微。1952年，高等院校進行院系調整，大學的政治學系被正式取消。從20世紀50年代初直到70年代末這一漫長的時期中，雖在少數大學里短暫有過政治學系或國際政治系的設置，但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政治科學在我國不復存在，它在我國學術領域中消失了近30年。改革開放后的1979年，在鄧小平關于政治學等要盡快恢復的直接指示下，作為獨立學科的政治學才得以在中國走上正常的發(fā)展軌道。

重政治而輕政治學的歷史傳統(tǒng)導致的直接結果便是，在中國的知識體系中，傳統(tǒng)的政治經典文獻浩如煙海，而現(xiàn)代的政治學經典則寥若晨星。以工具書為例，《史記》《資治通鑒》，乃至二十四史，以及各種大典全書，均可算作傳統(tǒng)的政治經典文獻資料，而現(xiàn)代的工具性政治學基礎文獻，則十分稀少。改革開放后編纂的《中國大百科全書·政治學》，從某種意義上說可能是目前我國最重要的現(xiàn)代政治學工具性文獻。傳統(tǒng)政治經典的工具性文獻與現(xiàn)代政治學工具性文獻有三個重大區(qū)別：一是研究對象不同，傳統(tǒng)文獻的主要研究對象是歷代王朝政權的制度和政權更替，現(xiàn)代政治學工具性文獻的主要研究對象則是政治發(fā)展的一般規(guī)律和政治生活的基本知識；二是閱讀對象不同，傳統(tǒng)文獻的主要閱讀對象是統(tǒng)治階層，特別是作為最高統(tǒng)治者的帝王，現(xiàn)代文獻的主要閱讀對象則是廣大民眾；三是研究范圍不同，傳統(tǒng)文獻局限于中國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變遷，而現(xiàn)代的政治學工具性文獻則不限于某個國家，而是放眼整個世界。毫無疑問，對于現(xiàn)實的政治進步和政治教育來說，現(xiàn)代的政治學工具性文獻更有直接的意義和價值。

正是為了填補政治學基礎性工具文獻的不足，北京大學中國政治學研究中心早在2017年就決定開展政治通鑒的研究和《政治通鑒》的編撰工作。這一研究工程得到了北京大學的全力支持，被列入雙一流專項資助計劃。政治通鑒研究項目的最終成果不是編撰一般意義上的政治學工具書，甚至也不是編纂政治學百科全書。實際上，這是一項重大的基礎性研究工程。本項研究將努力解決以下幾個關鍵問題：第一，迄今為止，世界各國的主要政治經典有哪些；第二，迄今為止，人類創(chuàng)造的基本政治制度有哪些，哪些是中國特有的政治制度；第三，人類政治發(fā)展的普遍規(guī)律是什么；第四，政治制度與政治文化究竟有什么關系，它們之間如何相互影響和轉化；第五，人類有哪些重要的政治理想，未來人類的理想政治應當是什么。

顯而易見，這樣一項大型基礎研究工程，僅有北京大學中國政治學研究中心的參與是遠遠不夠的。我們決定依托北京大學中國政治學研究中心，動員全國相關科研院校的專家學者，用10年左右的時間來完成各項任務。按照我們的設想，最終成果將是多卷本的《政治通鑒》，既包括政治學經典文獻，又包括政治學研究的前沿成果，并且充分體現(xiàn)中國政治學者的獨立觀點。該項研究不僅將總結和分析中國政治發(fā)展的經驗教訓和一般規(guī)律，也將分析和探討世界主要國家政治發(fā)展的經驗教訓和普遍規(guī)律。此外，政治通鑒研究工程的實施過程，也將是基礎研究與人才培養(yǎng)相結合的過程，是政治通鑒學派學術共同體的建構過程。

目前呈現(xiàn)在讀者面前的《政治通鑒》，就是政治通鑒研究項目的系列成果之一。每一卷《政治通鑒》均包括五個部分的主體內容：（一）古今中外的重要政治學經典；（二）改變政治歷史進程的重大政治事件；（三）影響各國政治發(fā)展的重要政治人物；（四）對人類政治生活具有廣泛影響的政治理論；（五）人類有史以來的基本政治制度。這五個部分其實也是政治通鑒研究工程的五個子課題，其中政治經典文獻選編與研究由北京大學俞可平教授負責，政治事件由中國人民大學王續(xù)添教授負責，政治人物由中央黨校王長江教授負責，政治思潮由清華大學楊雪冬教授和北京大學段德敏教授負責，政治制度由北京大學何增科教授負責。

我們計劃陸續(xù)編撰出版的《政治通鑒》不同于傳統(tǒng)的《資治通鑒》等經典政治文獻，它不是簡單的政治實錄，其目的不在成一家之言，更不是為君王提供統(tǒng)治的鏡鑒�！墩�治通鑒》也不是一般意義的政治學百科全書，它收錄的重點是政治經典、政治事件、政治人物、政治理論和政治制度，而不是政治學的基本概念。在政治通鑒的研究和《政治通鑒》的撰寫過程中，我們努力要求作者做到以下三點：第一，將敘述和分析相結合，每個部分都將包括經典文獻和歷史事實的客觀敘述，以及作者的主觀分析和評論。第二，將縱向和橫向的比較研究相結合。對所論及的政治制度、人物、事件，不僅要做縱向的比較歷史分析，還要做橫向的比較研究。第三，將經典文獻研究與理論前沿論述相結合，《政治通鑒》的內容既包括整理和匯編歷史上曾經產生過重大影響的政治學經典文獻和政治思潮，也包括各國政治學研究最具有代表性的前沿研究成果。

政治通鑒的研究與《政治通鑒》的撰寫，是一項龐大的系統(tǒng)工程，需要多方的通力協(xié)作與支持。最終成果的陸續(xù)出版，首先要歸功于北京大學和北京大學中國政治學研究中心的堅定支持。北京大學當初決定建立中國政治學研究中心這一新實體機構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加強政治學基礎研究，包括編撰出版《政治通鑒》。沒有北京大學中國政治學研究中心這一實體機構的支撐，政治通鑒的研究和《政治通鑒》的編撰是不可想象的。其次要感謝全體作者的貢獻�！墩�治通鑒》的作者，只有一小部分是中國政治學研究中心的老師和博士生，更多的是中心之外的相關領域專家�！墩�治通鑒》選錄的條目，大都是政治學和其他社會科學的重要內容，通常都會有專門的研究者及其代表性成果。當編委會邀請這些專家學者為《政治通鑒》貢獻其最新成果時，絕大多數專家學者都給予了積極的響應。最后，特別要感謝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的大力支持，為了保證《政治通鑒》的順利出版，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領導還延請了當年負責《中國大百科全書·政治學》的資深編輯參與審稿。由于需要致謝的人數眾多，恕我在這里不一一列出名單，哪怕是貢獻重大的領導和學者。

按照政治通鑒的研究與《政治通鑒》的編撰計劃，我們在多卷本的《政治通鑒》全部出齊后，還將按照五個主題的內容進行重新編排，分門別類再出一個版本。在這一過程中，我們特別歡迎各位讀者和專家提出批評和建議，以便我們及時修訂和完善各個條目的內容。

2020 年1 月30 日

于北京大學中國政治學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