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記
作為一個自小生長在北京的老考古人，借助考古資料來深入探討北京的歷史文化，是我應盡的義務和責任。
什么是考古？在考古學已然大昌的今天，這仍然是個歧見紛披的問題。事如著名考古學家嚴文明先生所言：究竟什么是考古學，并不是每個人都清楚的。有人說考古就是挖掘和鑒定文物的，如果是這樣，就不會成為一門學科。于是，在比較了有關考古的種種中外解讀后，嚴先生作出了一個自己的判斷：經(jīng)過再三考慮，似乎把考古學的定義作如下表述更為貼切一些：考古學是研究如何尋找和獲取古代人類社會的實物遺存，以及如何依據(jù)這些遺存來研究人類社會歷史的一門學科。在這句話之后他又進一步補充道：（上面）前半句話強調(diào)了田野考古學，它是近代考古賴以確立的基礎；后半句話強調(diào)了研究的目的和主要內(nèi)容，從而明確了考古學的性質(zhì)。
嚴先生前半句話說的田野考古，是門實踐性很強的學問， 在此無法展開。至于他后半句話強調(diào)的如何依據(jù)這些遺存來研究人類社會歷史，倒是早在一百年前的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就有人提出了一個可資借鑒的方法，這就是史學研究的二重證據(jù)法。
二重證據(jù)法是由史學巨擘王國維先生于1925 年在清華大學講授《古史新證》時提出的。王國維（1877 ～ 1927 年）字靜安， 號觀堂，清末民初人，有《靜安文集》《觀堂集林》等存世。在研究中國古代史時，王氏上承乾嘉考據(jù)學派的國學傳統(tǒng)，又借助剛剛傳入中國的西方實證主義史學方法，援引甲骨文及金文資料與文獻對勘，取得了許多突破性的成就。對于自己采用的這種研究方法， 王國維稱之為二重證據(jù)法，即取地下實物與紙上遺文相互參證、相互補充的研究方法。他說：吾輩生于今日，幸于紙上之材料外， 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jù)以補正紙上之材料， 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jù)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雖古書之未得證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證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 其實在王國維那個時代，現(xiàn)代意義的考古工作尚未起步，其所倚重的地下實物，無非是傳世的甲骨文、金文材料，還很難說是真正意義的二重證明。而今天，當田野考古工作早已漫卷全國，當考古發(fā)現(xiàn)早已觸目即是，各類地下文物與文獻史料的相互參證和相互補充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這已成為古史研究方法的不二之選。
從專業(yè)角度出發(fā)，落實二重證據(jù)法的途徑無非有二：一是歷史學者立足傳統(tǒng)史學來結合、運用考古材料；二是考古工作者基于田野考古資料來結合、運用文獻史料。歷史學與考古學是極具親緣關系的學科，這種結合看似輕而易舉。但問題恰恰在于，這兩大學科的理論與方法有很大的不同，以至不能不把它們并列為國家一級學科。質(zhì)言之，如果不深入理解考古地層學、類型學的精髓， 歷史學者就很難從枯燥乏味的考古資料中讀出活的文章來，充其量只能人云亦云。同理，深陷盆盆罐罐的考古工作者想要熟稔掌握歷史文獻亦非易事，想從浩如煙海的文獻史料中去偽存真地得出獨到見解就更是難上加難，故而對文獻的使用也往往有貼標簽 之嫌。于是，正如人們時�？吹降哪菢�，雖然歷史學者與考古學者不乏共同話題，常常要坐在一起討論，但往往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各說各的話。
先秦史學家沈長云先生說：目前不論在考古界，還是在歷史學界，大多數(shù)學者都贊成歷史應當與考古相結合，并且也是努力這么做的。然而從實際效果看，這種結合做得尚不那么理想……這并不是考古學者與歷史學者互不買賬，而是其距歷史研究的要求確有一些距離。著名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李學勤先生對此說法頗為贊同，他認為這段話確實反映了現(xiàn)實，并且自我檢視說：原因恐怕更多是在我們學歷史的一方面。其實，這跟學歷史出身還是學考古出身并無多大關系，有關系的是，無論立足于考古學還是歷史學，都不僅要盡可能地深入考古學文化的堂奧，還要苦心孤詣地研讀文獻史料，合兩專為一專，而這顯然是件并不容易的事。
以北京歷史文化之悠長，以其享譽中外的歷史名城地位，探討并闡述北京歷史文化的著作可謂汗牛充棟，這是毋庸置疑的。但正如我們看到的，出發(fā)于歷史學的著述雖多，不但有各種版本的通史類著作，還有探討北京歷史地理、北京城市發(fā)展、北京都城建設乃至北京稗官野史的專著，甚至有集數(shù)十位專家通力合作的洋洋330余萬言的大部頭《北京通史》，但它們都幾乎和考古資料不沾邊。即使其中對某些考古發(fā)現(xiàn)不能不有所涉及，也只是簡簡單單地一語帶過，遠遠談不上藉考古成果來復原和發(fā)掘歷史。至于出發(fā)于考古學的，積累近一個世紀的北京考古發(fā)現(xiàn)，陸續(xù)問世的不僅有各種考古資料匯編和考古發(fā)掘報告，還有集大成的《北京考古四十年》《北京考古五十年》《北京考古志》等，更有多人合力撰寫的大部頭《北京考古史》《北京考古發(fā)現(xiàn)與研究》等，亦不可謂不豐。但縱觀這些考古學著作，除了必須借鑒的歷史年代、歷史地名、歷史事件外，鮮有結合文獻史料深入開展研究者。
總之，客觀事實是，雖然北京各博物館、各高校、各科研機構的歷史、考古人才濟濟一堂，但不能不說，百年前王國維倡導的歷史學與考古學研究相結合的二重證據(jù)法，仍是一個有待開拓的領域。隨著考古學從小眾走向大眾，隨著它越來越被公眾所關注， 北京的考古人也開始寫一些普及性讀物，開始結合歷史文獻來挖掘考古資料中蘊藏的故事。這給枯燥的考古事業(yè)增添了不少生趣，是件令人欣喜的大好事。但這卻不是二重證據(jù)法的初衷，更不是考古學的終極目的。正如考古學大師夏鼐所言，考古學的終極目的在于根據(jù)古代人類通過各種活動遺留下來的實物，以研究人類古代社會的歷史……論證存在于古代社會歷史發(fā)展中的規(guī)律。即其根本目的在于發(fā)掘與發(fā)現(xiàn)歷史，揭示歷史文化的總體特征與規(guī)律。
因此，實實在在地融歷史與考古于一體，切實秉承考古學科的根本目的，深入探索北京歷史文化內(nèi)在的基本屬性和基本規(guī)律，就是我們應當為之努力的方向，也是本書的宗旨。
努力的方向有了，那么本書的寫作應該遵循一個什么原則呢？ 這也是需要認真考慮的。幸得華夏出版社人文歷史編輯中心主任杜曉宇先生和編輯劉偉先生的指點，給出了輕學術三字真經(jīng)。這三個字的意思是，學術性還是要的，否則便會淪為人云亦云的通俗讀物，從而喪失自身的特點。但事情的另一面是，學術性卻不宜過重，要盡可能輕一些，輕得讓非專業(yè)人士也能讀懂，甚至能讓所有對北京歷史文化感興趣的人都能讀懂，這也是不言而喻的。
捫心自問，拙作的學術二字還是當?shù)闷鸬�，主要表現(xiàn)在：
一是書中保留了必要的原始史料和考古資料，保留了這些核心史料的原始出處，以此盡可能做到言之有物、言之有據(jù)。
二是全書從始至終都認真遵循了二重證據(jù)法的原則，綜合運用歷史學與考古學的史料來探討北京的歷史文化，而這本身就是一種學術性探索，是一種純學術行為。
三是拙作不乏學術新論，道出了許多前人未曾道的創(chuàng)新之見。其中最核心的是，全書各章對隱藏在古都北京深處的歷史密碼做了逐一解析，而由于它們的一一揭示，北京歷史文化的種種奧秘得以剖解，北京歷史文化的獨特性也得以展現(xiàn)。總之，全書從頭到尾新見迭出，而且所論諸事皆與北京歷史文化的發(fā)展脈絡、基本屬性和總體特征有關，由此把古都北京的面貌更加準確、鮮明、生動地呈現(xiàn)到人們面前。
那么，怎樣才能在確保學術性的基礎上，實現(xiàn)輕學術的輕呢？
2014 年底，拙作《人類文明的圣殿：北京》初版問世，不期然于2015 年5 月被大名鼎鼎的北京人大附中列為向全校推薦的經(jīng)典圖書。在人大附中這次推薦的九本圖書中，拙作不但忝列胡適、梁漱溟、余秋雨等人的傳世之作中，還在不經(jīng)意中被排在了首位。坦白地說，《人類文明的圣殿：北京》是一部純學術著作，洋洋灑灑70 余萬字完全是由文獻史料和考古資料的考據(jù)堆砌起來的。人大附中之所以推薦此書，想必是被它的創(chuàng)新性見解所吸引，而且認定這些新見都是翔實有據(jù)的。此事引起了《中國教育報》的關注， 為此特意刊發(fā)了一篇《知名中學的學生都在看些什么書》的文章， 文稱：各位爸爸媽媽們，你們是否在苦惱，除了一些世界名著之外，實在不知該給孩子看什么書？而且看過的書籍的類別單一，怎樣才能給孩子豐富多元的閱讀體驗？別擔心，小編專門對癥下藥， 今天就為大家推薦人大附中學生們的精品書單。此書單可謂古今中外，各有涉獵，乃良心推薦，各位看官還不快快推薦給孩子？而《中國教育報》在此文中推薦的第一本書，也是《人類文明的圣殿： 北京》。
比較之下，在被北京人大附中和《中國教育報》看好的《人類文明的圣殿：北京》的基礎上，本書除了在內(nèi)容上轉(zhuǎn)為以城為重點外，還在寫作上遵循了如下原則：
一是盡可能剔除了繁瑣的考據(jù)性內(nèi)容，裁減了晦澀難懂的古代文獻和考古資料。
二是避開了一切尚待商榷的疑點難點問題。
三是挖掘了一些鮮活的考古故事，增添了一些平實易懂的考古史料。
四是在行文時盡量注意語言的通俗易懂，避免采納過多的專業(yè)術語或復雜的邏輯結構，以求深入淺出。
有了上述各項措施，無異于在《人類文明的圣殿：北京》一書的基礎上逐次降低了四級難度，或許算是比較輕了吧？
當然，如果要降低到小學生或只有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人閱讀，本書顯然還輕得不夠。然而，那已經(jīng)超出了輕學術的范圍，而應當納入童書的范疇了。
以上就是在創(chuàng)作本書時所作的思考，特贅述于此，以為后記。
最后，衷心感謝本書的責任編輯劉偉先生，正是他對北京歷史文化的深入理解，以及對編輯工作的一絲不茍，才使本書得以順利面世。

王光鎬
2025年5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