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十年來對于進化生物學和認知科學的研究已經(jīng)將許多受人尊敬的思考者和科學家引向這樣的結論：根據(jù)普遍的達爾文主義的概念，人類僅僅是兩個復制因子(基因和模因)的宿主，這兩個復制因子除了將我們作為復制的渠道之外，對我們本身完全沒有興趣。基思·斯坦諾維奇為“機器人叛亂”提供了工具——一套認知革命的方法，對提升人類的利益(而非復制因子的有限利益)是非常必要的。他表達了來自認知科學的理性思考的概念是如何與進化的邏輯相交互的，為人類創(chuàng)造了組織自己的行為來為自己的福祉服務的機會。他認為，這些可以評估的大腦活動，實現(xiàn)了我們不得不將重要性歸屬于人類生活的需求。根據(jù)近些年來在認知科學方面的研究，他提出了一種我們與基因的關系的概念：我們可能本來是作為基因的交通工具而構建的機器人，但是我們高度分析性的推理能力(這本身就是進化的產(chǎn)物)使我們能反抗我們在基因上被編好的“自發(fā)系統(tǒng)”，也能反抗影響我們理性思維的文化模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