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的一生中確實會遇到一些難以預(yù)料和強求的緣分，能給人以從事和成就某種事業(yè)的機會。

筆者回想起在北京大學歷史系求學的五年期間，進入四五年級時原攻讀的是中國古代史秦漢史專業(yè)，于1963年四年級期末提交的學年論文是《關(guān)于漢初的黃老思想》，而到1964年五年級完成的畢業(yè)論文是《試論東漢時期的豪強地主》。

在1963年秋，即五年級前半學期報考研究生時，因平日愛好思想史，原想報考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現(xiàn)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侯外廬先生的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研究生。然而此時我的學年論文輔導(dǎo)老師田余慶教授和系里的領(lǐng)導(dǎo)先后找我談話，建議我報考北京大學副校長、著名哲學和佛教學者湯用彤教授的研究生，希望以后能在湯教授指導(dǎo)下從事佛教研究。我當即表示同意，經(jīng)過認真準備，順利地通過了研究生考試。

就在1963年底，毛澤東主席在中央外事小組、中央宣傳部關(guān)于加強研究外國工作的報告上作了關(guān)于加強研究宗教問題的批語，指示須加強對世界三大宗教的研究。為此，中央決定成立世界宗教研究所，迅速展開一系列籌備工作。

1964年5月，想不到在報考研究生尚未下發(fā)錄取通知之時，湯用彤教授不幸去世。8月，大學五年學業(yè)結(jié)束。筆者因曾報考湯用彤教授的研究生，便被分配到正在籌備中的世界宗教研究所。從此，在近60年中除去文革的特殊時期，筆者一直在世界宗教研究所從事中國和日本兩國佛教的研究。

在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以后，筆者有幸在任繼愈所長為主編的《中國佛教史》編寫組從事研究和編寫工作。

1982年初，為了考察日本研究中國佛教的情況，筆者經(jīng)申請得以到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研修三個月，其間得悉日本學者在考察和研究、整理敦煌禪宗文獻方面做出不少成績，得便將日本學者鈴木大拙（1870～1966）校訂的敦煌本《六祖壇經(jīng)》等圖書加以復(fù)制，萌發(fā)了以后繼續(xù)關(guān)注敦煌禪籍并加以研究和利用的想法。在回國前夕，日本著名禪宗文獻研究學者柳田圣山教授（1922～2006）特地為我復(fù)制了北京大學向達教授（1900～1966）過去發(fā)表的《西征小記》，托我今后打聽一下向達教授在文章中報道的敦煌名士任子宜在敦煌千佛山發(fā)現(xiàn)的《壇經(jīng)》寫本的情況。1985年秋，筆者通過申請到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考察日本學者對禪宗文獻的研究和整理情況，其間對諸本《壇經(jīng)》和日本學者的研究情況做了詳細考察，回國后撰寫發(fā)表了《日本學者對中國禪宗文獻的研究和整理》。

1986年春，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幾位同事在任繼愈所長的指導(dǎo)下著手選編《中國佛教叢書·禪宗編》，有幸得到中國佛教協(xié)會周紹良先生（1917～2005）提供的一組敦煌寫本照片，其中赫然有《壇經(jīng)》和神會語錄。我當時一看，這正是向達教授當年報道過的任子宜發(fā)現(xiàn)的《壇經(jīng)》等寫本，欣喜之情難以言表。這樣，我便與敦煌本《壇經(jīng)》正式結(jié)緣，其驅(qū)使我此后多年從事《壇經(jīng)》的考察、校訂和深入研究。

任子宜先生當年發(fā)現(xiàn)的《壇經(jīng)》寫本等原件，后來被收藏在敦煌市博物館，編號077，筆者稱之為敦博本，后來為與舊本敦煌寫本《壇經(jīng)》區(qū)別，稱之為敦煌新本。筆者經(jīng)過比較研究寫過《敦博本〈壇經(jīng)〉的學術(shù)價值》以及《中日的敦煌禪籍研究和敦博本〈壇經(jīng)〉〈南宗定是非論〉的學術(shù)價值》進行介紹。

1986年底，筆者依據(jù)照片校寫出《敦煌新本六祖壇經(jīng)》的初稿，后因反復(fù)修訂和忙于其他雜事，直到1990年底才最后定稿，經(jīng)聯(lián)系寄送上海古籍出版社，直至1993年10月得以出版。后來因為本書脫銷，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在趕新的任務(wù)，于是自2001年以后承蒙宗教文化出版社的好意予以改新版出版，迄今已三次改版，多次印刷。

從《敦煌新本六祖壇經(jīng)》最初問世至今已度過30余年。筆者從中壯年變?yōu)殡ｑ笾�齡的老人，其間撰寫了《唐五代禪宗史》《宋元禪宗史》《隋唐佛教史》等專著�；貞浺酝�，似乎每天都沒離開過《六祖壇經(jīng)》這部體現(xiàn)佛教中國化的創(chuàng)新經(jīng)典，因為在撰寫以上這幾部著作和其他佛教論文過程中經(jīng)常需聯(lián)想或引用《壇經(jīng)》。確實，《壇經(jīng)》倡導(dǎo)佛在自性佛法在世間的思想和融通現(xiàn)實與彼岸的中道不二的頓教禪法，不僅廣為叢林禪僧接受并通過各種渠道向社會各階層民眾弘傳，而且也深刻地融入中國宋代以后的佛教諸宗之中，對哲學、文學、藝術(shù)等文化形態(tài)也有較大影響。

從1998年以后，由筆者主編、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禪宗典籍叢刊，在各地學者朋友和出版社的共同努力之下，迄今已出版近20種著名禪宗著作，眼下還正在陸續(xù)組稿、校點之中，希望能為社會廣大讀者和研究學者提供更多值得參閱的禪宗典籍。

筆者在去年完稿專著《宋代佛教與儒者士大夫》之后，決定將《六祖壇經(jīng)》的敦煌新本、唐惠昕本、元德異本、宗寶本和《曹溪大師傳》五本，改為通行的簡體字加以合編、校點，并且在附編中加入概括筆者多年研究中國佛教史、禪宗與《六祖壇經(jīng)》的思考和成果的論文，以便于讀者和研究學者參考。

于是不敢懈怠，隨即開始搜集和梳理資料，著手編錄和校對、標點。因為老病，每天下午工作約兩個小時，如此堅持下來，至2022年元宵節(jié)過后，書稿大體完成，在經(jīng)過校核之后，現(xiàn)在總算可以交稿了。

這里坦誠地告訴讀者，本書實際上是以往筆者考察、校訂和研究《六祖壇經(jīng)》的繼續(xù)，因此所載敦煌新本《壇經(jīng)》沒有再從頭校訂，而是徑將以往的校本作為底本重加修訂，至于收編的其他四本《壇經(jīng)》也是在繼承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礎(chǔ)上進行的。

最后說明兩個問題：

一是禪宗六祖之名，是慧能，還是惠能?敦煌諸本、惠昕諸本《壇經(jīng)》皆作惠能。元代德異本《壇經(jīng)》主要稱惠能，也稱慧能。至于宗寶本《壇經(jīng)》，有的作惠能，有的作慧能。筆者以往所校敦煌新本《壇經(jīng)》將惠能皆改為慧能，今合編本因之。至于其他諸本《壇經(jīng)》則保持原樣，不做改動。在附編所載的研究論文中按照宋代道原編撰、楊億等人奉詔刊削裁定的《景德傳燈錄》、贊寧編撰的《宋高僧傳》等史書做法，寫作慧能。

二是所據(jù)用以校訂的《壇經(jīng)》，既有敦煌諸本、惠昕諸本，又有元代德異本、宗寶本諸本《壇經(jīng)》。這樣做，有根據(jù)嗎？讀者只要稍加對比諸本《壇經(jīng)》就會發(fā)現(xiàn)，自從法海將慧能在韶州大梵寺的說法筆錄整理為《壇經(jīng)》之后，雖在歷代傳授中有所增補修改，然而《壇經(jīng)》的主旨、重要段落和語句沒有重大改變，全書貫徹著佛在自性識心見性，自成佛道以及基于中道的頓教禪法思想，前后恰似一氣呵成。至于《曹溪大師傳》，內(nèi)容也與《壇經(jīng)》思想一致，并且契嵩在改編《壇經(jīng)》時擇取了其中的重要內(nèi)容，直接為德異本、宗寶本所繼承。因此，將《壇經(jīng)》諸本對照校訂，并參校以《曹溪大師傳》，在道理上是站得住腳的。

筆者雖已盡力，然而書中難免仍有遺漏或失誤之處，謹望讀者不吝賜教。

楊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