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十年來，在中國大地上，西方古典哲學翻譯和研究呈現(xiàn)出令人興奮的進展。不僅由于古典哲學本身的復興，而且由于古典政治哲學、后期海德格爾研究、中西方哲學對話比較等等學科的層層推波助瀾，古典西學幾乎成了一個“顯學”。古代哲學各個主要時期的經(jīng)典原著基本上被全部翻譯出來，柏拉圖全集、亞里士多德全集的各種新翻譯版本還在不斷推出，國外和國內(nèi)的研究性專著也層出不窮，蔚為大觀。
　　對古典學的熱切關注有其學術文化上的意義，一個經(jīng)濟上迅速崛起的大國在文化上亦被期待展示出相稱的水準。況且，古典其實對現(xiàn)代人具有十分切身的相關性。晚清中國士人曾經(jīng)敏感地將東漸而來的現(xiàn)代性文化定位為千年未遇之巨變。百年之后的中國依然徘徊在這一巨大分界嶺，像青年巴門尼德那樣希望停下駟馬飛車，思索這是否真的是黑暗與光明的分界線。然而，我們不得不指出的是，人類歷史的更大分界嶺已經(jīng)在前面悄然露頭。如果說市場、民主、國際政治等等都足以推動人們進入熱鬧的古今之爭，那么科技的反常超速發(fā)展會不會帶來更大的歷史性斷裂，人們更不能用“茫然的眼睛和轟鳴的耳朵”回避吧。由于這次科技的突破將發(fā)生在基因學和腦科學，整個人類必須加緊重思什么是“人之為人”(hu—mancondition的一種譯法)。